由沙漠导演,张艺兴领衔主演的影片《不说话的爱》于4月3日登陆院线,成为清明节档期备受关注的影片。该片着力摹写聋人小马的生活苦乐以及为女儿破釜沉舟的人生经历,以小见大地展示出听障群体的真挚情感与生存境况,为观众提供了一次反思社会、叩问现实的契机。影片突破了《小小的我》等残障题材作品惯用的温暖现实主义范式,将残障群体置于类型叙事场域,创新性地设置犯罪类型与亲情伦理的双重叙事脉络,触及更多此前未被充分讨论过的残障困境,被观众认为“很治愈很有爱”。
平等尊重的对话视角
《不说话的爱》试图用影像呈现出聋人的生活状态以及情感交流,让观众从喧嚣的世界中短暂抽离,关注一段静寂的人生。影片对于聋人的生活展示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同情俯视,更不是苦大仇深地发出“救救聋人!”的呐喊,而是一直传递着尊重平等的对话态度。特写、平视镜头与手持摄像交织,呈现出一以贯之的倾听态势。在直击心灵的注视中、在微微晃动颤抖的画面中,影片得以最直接地触碰角色细微脆弱的情绪脉搏,让聋人真正意义上拥有了自我表达和倾诉的权力。
电影中对于静默的多次使用也能让观众更切身地进入到聋人的世界。在女儿木木出车祸以后,小马发出咿呀残破的声音,恳求医生救救自己的女儿。危急关头,却没人能看懂小马的手语。此时,影片近乎残忍地使用特写和静默画面,塑造出极具视听冲击力的情感冲突。视觉上,通过小马的主观视角以及特写的快速剪切,昏迷的女儿木木、急需家属提供资料的医生等诸多视觉信息如潮水般涌来,让小马近乎窒息。听觉上,声音的骤然消失使画面陷入绝对静默,仅偶尔穿插着尖锐的啸叫声——这不仅模拟出小马生理上的听力丧失,更象征着他在女儿生死攸关之际,面对诸多信息却无力理解的崩溃。这种“声音真空”的处理,让观众被迫进入无声的维度,切身感受聋人在危急时刻的无力与孤独。
此外,《不说话的爱》还有着对于聋人及其亲人生活困境的平等展示。本片不局限于对聋人本身的困境书写,而是以更为开阔的视野,平等地展现聋人及其身边亲人所面临的双向困境。小马的前妻试图表达交流时,小马径直侧过头拒绝沟通,两人虽处在一个空间,昔日爱人却始终没办法传递出自己的真实想法。她也只能声嘶力竭地喊出那句“我想和你好好说话!”在疾病面前,即使是最简单的对话诉求,也成了聋人及其身边人永远不能跨越的难关。
苦乐生活的诗意表达
影片用“去奇观化”的方式展示了聋人生活中的苦乐悲欢,摈弃了镜头对聋人群体的好奇凝视,用更具诗意的方式展示出他们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。
导演有意识地运用高饱和暖光以及色彩,营造出独属于木木和小马的乌托邦世界。木木出场时身着明媚的黄色上衣,拿着黄色气球行走在人群中,即使是帮小马找临时工作也斗志昂扬。她的色彩既象征着聋人父亲守护女儿的物理坐标,更暗喻木木是这个残缺家庭不会熄灭的生命热力。通过高饱和暖光与过曝的结合,影片在小马艰辛的生活背景下切割出一方父女的情感天地。当二人在床边玩手影模仿鸽子飞翔时,逆光为他们勾勒出一条金色轮廓,细小的尘埃就在镜头下如鸟儿翻飞,让他们的剪影充满脉脉温情的意蕴。
在意象符号层面,鲸鱼这一反复出现的意象成为诗意的注脚。小马不知道到底什么才是真正动听的声音,是木木让父亲触摸自己声带的震动。她告诉小马,“鲸鱼不是不能说话,只是它们的声音只有朋友才听得见”。在两人的身后,摆放着的就是巨大的鲸鱼秋千,在默默注视着他们无声的爱意流动。聋人所面临的生理残缺就这样被诗化地解读为深海巨兽的低频吟唱。而小马和女儿之间相互依偎取暖的生存方式,也和深海之下的鲸鱼族群形成某种共振。
纵观沙漠导演此前的作品,他习惯性运用舒缓流畅的钢琴曲或变奏后的流行音乐贯穿叙事。有时导演在创作过程中也存在着对于音乐的过度依赖,影片《我要我们在一起》就曾因音乐的过度使用而被观众批评,认为观感更像是MV而非电影。但是在本片中,音乐不再只是外在的情绪催化剂,而是在丰富视听的基础之上,承担起语言的职责,填充聋人在交流之际的声音空白。影片在展示小马和木木的温馨生活碎片时,没有使用一句台词,主要通过流畅的钢琴曲作为纽带,将小马最平实幸福的日常生活谱写成散文诗。
类型杂糅的冲突叙事
迥异于传统影片对残障人士书写时惯用的现实主义影像风格,该片叙事线的前后两部分有着类型上明显的不一致。导演沙漠在早期的短片创作中就开始探索悬疑、犯罪片的类型。在《不说话的爱》中,导演也将犯罪类型和亲情叙事进行糅合。影片前半段细腻铺陈的父女温情,与后半段急转直下的犯罪情节形成尖锐的对立。在影片前半段,为突出木木幸福的成长环境,影片有意识地规避着暴力和冲突,并对其进行泛喜剧化处理。即使是麻将馆里聋人间的小争执,也通过播放变奏后的儿歌《我有一头小毛驴》,被戏剧化地处理成一场舞会。不合时宜的儿歌以及争执的解决,一方面体现着聋人群体对木木的关怀,同样也暗示在木木视角下,聋人群体的生活底色始终是温暖柔和的。
然而随着前妻的登门拜访,小马和木木的生活状态急转直下。小马为了赚钱打官司,不得不从两人的乌托邦中出走,甚至在手语翻译的欺骗下,一步步走上犯罪道路。这种将美好生生撕裂的叙事手法,不仅强化了戏剧张力,更让观众残酷地体验到小马所面临着的疾病焦虑、来自听人的欺骗危机以及失女痛苦。此时影片的叙事视角已然发生改变,从木木的童稚视角转变为听人的全知视角,镜头也不再回避暴力冲突。当小马屡次撞车骗保时,交叉蒙太奇中,木木的天真笑靥与小马伤痕累累的面容形成残酷的并置。特写镜头下,脖颈伤疤化作主流社会的暴力符号,成为社会对聋人的忽视以及无意识冷漠的具象化呈现。
《不说话的爱》作为一部聚焦残障群体的电影,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打破公众对聋人群体的刻板印象,帮助聋人更好融入主流社会。当然该片也面临着来自外界的质疑,比如有观众评论称,影片对于聋人的困境表现过于极端,机场和法庭的戏份太过直给催泪。但是瑕不掩瑜,《不说话的爱》怀抱着对社会以及人情人性的思考,对残障群体进行深度体察,这种努力还是得到了大多数观众的认可。在我国,对于残障人群的关注和书写毫无疑问还有着更大的潜力空间。未来,创作者应切身关注边缘群体的真实困窘,以尊重平等的态度创作出更多贴近现实、回应大众期待的优秀作品。